中国医药行业竞争情报及分析(1)来源： 作者：
发表日期：2007-03-22
行业事件分析 【看病难、看病贵，孰先孰后】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医疗卫生行业问题的焦点之一。所以，尽管新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还尚未出台，但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仍将会是新方案的重点内容之一。 2006年年末，北京市开始实行社区医疗机构药品"零差率"销售。尽管北京实行零差率不是全国最早的，但是由于有消息称，北京市实行"零差率"的模式很有可能向全国推广，因此，北京实行"零差率"成为了业内关注的焦点。而在"零差率"实行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更成为了焦点中的焦点。 首先，社区医院的认知程度不够，医疗水平难以获得更多的信任。根据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的一个调查结果，尽管目前北京市18个区县共有社区医院2600余家，但是北京市居民对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知晓率只有56.9%。而在2006年12月之前，社区医院日均门急诊总量只占全市的6.7%。在北京市社区医疗机构全部实行"零差率"销售一个多月之后，北京市卫生局2月初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市社区医院的日门诊量也只比原来增加了3.5倍。而在一个月之前北京爆发大规模流感的时候，各三甲大医院挤满患者，这与社区医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现象反映出居民在看病时，更多的考虑的是医疗水平而不是价格。 第二，"零差率"运行中的怪现象值得关注。在1月30日的《医药竞争情报》中曾经提到，北京社区药品配送上演了"5"变"2"的闹剧。5家中标的药品配送企业中，只有两家有订单。其余的3家只能"干着急"。这主要是由于各区政府成为了选择配送商的决定者。而且，在只有两家配送企业的情况之下，北京的许多社区医院出现了缺货的现象。原本应该是市场化自由选择，却变成了主管部门领导的"一言堂"。 虽然有关于北京的"零差率"模式有可能在全国复制的传闻，但是在安邦分析师看来，这种模式在当前的中国还不具备普遍性。 实际上，目前全国一些省市都已经实行了社区医疗机构药品"零差率"销售，但是像北京这样直接在全市实行"零差率"的还不多见。究其原因，实行"零差率"对于地方政府的财力是极大的考验。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梁万年近日透露，北京市政府为实行"零差率"投入补贴大约2亿多元。而作为社区医疗系统最为完备的城市，天津市卫生局社区卫生处处长黄金虎表示，"天津财力有限，'零差率'现在还做不到，只有逐步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如果实行零差率售药，天津的社区医院会减少每年至少1.6亿元的收益，这笔钱到时候只能全部由政府补贴。"黄金虎表示，天津市实行的是政府购买医疗服务的方式，政府设立了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管理、社区卫生诊断、结核病防治等19项公共卫生服务内容，由政府根据社区服务人口，社区卫生服务质量和相关成本，对社区卫生院进行财政补助。如今天津市共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5个，卫生服务站499个，100%的纳入了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并拉开了社区医院与大医院在医保上的起付标准的差距。 在安邦分析师看来，针对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中央政府认为首要问题是解决看病贵，这一点从发改委一系列的药品降价到最近开始的"零差率"政策就可以看出，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从药价问题上"开刀"取得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安邦分析师在此前的《医药竞争情报》中曾经多次指出这一点。而12日，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在卫生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也公开表示，仅仅依靠降低一些药品价格的办法已经无法达到降低老百姓购买药品所支付的费用的作用。 安邦分析师认为，看病难与看病贵这两种现象本身就是矛盾的，在这两种矛盾共存的前提之下，既然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妨转换思路，从解决看病难入手，先解决社区医院认知度不高，医疗水平不高的问题，真正使社区医院能够有效的实现分流大医院患者的作用。有了这两个因素作为基础，使居民逐渐形成选择社区医院作为首要就诊单位的习惯。看病不再难，看病才不再贵。 【中国酝酿建立基本药品制度】 在不久前召开的2007年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和2007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药监局、卫生部部门都把建立国家基本药品制度列为2007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据介绍，制定基本药物目录只是建立这项制度的初始阶段，涉及内容包括：对基本药品买单的筹资机制；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的评价；基本药品生产和配送；临床对基本药品的合理使用；患者对基本药品的认同等等，需要跨部门合作和整体性的医疗改革。卫生部一位官员透露，"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国民基本卫生服务包'的可行性研究，明确城乡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将要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内容，明确需要哪些基本药物，适宜技术和适当人力。"据透露，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确定100－300种基本临床必需药物。同时，国家将对这些药物实行定点生产、统一价格、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并且明确农村、社区卫生机构和公立医院必须使用的比重，比如社区和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必须全部使用基本药物，二、三级医院也必须按一定的比例使用等。国家基本药品制度的第一步是制定基本药物目录，这项工作1992年已经开始，2004年调整后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剂品种目录中，包括中成药1260个品种，化学药品、生物制品为773个品种，总计为2033个品种，除了临床上治疗各种疾病所必需的药品外，还包括预防接种用的疫苗、菌苗，以及消毒、诊断等品种，基本涵盖了临床用药的主要药品种类。一位卫生政策专家表示，"由于中国国情特殊，在基本药品目录中，中药的比重比较大，所以基本药品品种比较多。但从目前来看，基本药品制度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 在现有的基本药品目录之外，还有一个《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在2000年，该目录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颁布。2004年9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又颁布了新修订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2004版）》，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调整，西药达到2260种，中成药达到1260种（含民族药47种）。专家认为，建立基本药品制度是医改的一部分，同时也需要医改其他制度的配合，没有国家对基本药品生产的政策支持，没有相关配套政策来保证临床医生的合理使用等，国家基本药品制度将很难推进。 【GMP认证制度的监管将更加严格】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敬礼针对舆论"该不该推行地标（地方标准）升国标（国家标准）和GMP认证制度"的质疑做出回应，"政策和制度是好的，但在执行中一些不法分子恶意造假，一些行政人员不作为、乱作为，导致这些政策和制度的实施受到严重干扰。"张敬礼强调了实施GMP认证以来取得的成效：提高了制药行业准入标准，一大批设备落后、管理水平差的企业退出了医药市场，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低水平重复建设，中国药品生产进入了规范化管理时代，为公众用药安全建立了保障机制。GMP认证制度的实施，不仅需要通过政府部门的严格认证，也需要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张敬礼说，"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企业受经济利益驱使，放松质量要求，故意违反GMP规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认证过程中，一些企业借来生产设备和仪器应付。通过认证后，一些企业将那些净化空气和改造水污染的耗能设备停用，或者偷工减料以节省成本。检查人员上门检查，这些设备被临时启用以应付检查。一些违规企业与检查人员"捉迷藏"，加大了监管难度。张敬礼特别指出，美国用20年的时间才完成GMP改造，而中国开始GMP改造还不到10年时间，需要理性地对待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张敬礼表示，目前国家药监局已采取相应措施，加大监管力度。张敬礼强调，目前中国正处在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工业化长期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安全风险在中国比较集中地出现和暴露。GMP认证不仅规范了企业的生产，同时也使科学标准成为企业的起点。因此，必须加强GMP认证和对企业执行GMP监管的力度，最终达到保护公众健康的目的。 对于GMP认证制度，安邦分析师曾经多次在《医药竞争情报》中强调，GMP认证从制度上讲是利好的。硬件不是GMP的关键，软件才是关键，这里的软件指的是企业在通过GMP认证之后的自我监管，此外，主管部门的监管也不能放松，随着一系列制药企业问题的暴露以及药监局高层贪贿的浮出水面，对于GMP认证的监管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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